马克思曾经指出：“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教育制度。”这段话对于我们认识教育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同样适用。我们不仅要看到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的制约，同时也应看到教育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是通过教育自身的特点即对人的培养来实现的。
 　　（一）培养领导人才，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
 　　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领导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自奴隶社会以来，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需要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教育造就的。学校教育在一定范围内传授统治经验、参与政务的经验及知识，使受教育者具备统治术和管理才能。如我国古代学校教育向学生传授的主要是“修己治人之道”，以便其能够“致君泽民”。古代许多学校实际就是官吏培训所。孔子很注重让其弟子学习为官从政的本领。孔子所传授的统治术的基本原则是“为政以德”，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说作为统治者要有德行。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说要用道德礼教来感化约束百姓。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走上为官从政之路。唐代由中央所办的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名额为2681人，其中2400余人结业后直接充实到政权机构中，担任各级官吏。在古希腊，智者派使受业者接受政治、法律、道德方面的系统教育，注重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的传授，这“三艺”直接为演讲、辩论术的教学服务。这种教育就是要使青年一代具备参政议政能力。
 　　在各种不同的群体环境里、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要具备的品质是各种各样的，但一切领导者都应该具有共同的特征。在道德品质上，应具备高度的政治涵养，公正无私和精神感召的力量。在智力上，则应做到善于制定政策，善于使用人才，善于组织领导等。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教育水平，是难以胜任的。通过教育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有助于一定政治地位的获得。据统计，1877～1934年间，美国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中有大学学历的占79%；1949～1951年间的参议员中有大学学历的占37％；1941～1943年间的众议员中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88%；1930～1940年间的州长中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77%；1940年，高级公务员中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93%；而1940年美国25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仅占10%。在现代社会中，教育程度越高，在政治上获得较高地位的机会也就越多。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日益社会化，社会日益科学化。国家政治经济部门的领导和管理渗透了科学技术的成分，行政领导与管理成为一项综合性的工程，行政领导管理学成为一门综合性的重要学科。现代社会中的行政领导管理者，需要具备过人的智慧，多方面的能力和交叉性、放射性的知识构成。大批自然科学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家进入统治集团，他们与出色的行政领导管理专家结合在一起，分掌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权。科学、技术、管理已成为不可分离的整体，“专家政治”的新潮流已经形成。许多国家更加重视通过学校来培养他们的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美国现有600所大学设有管理学院或系科，拥有管理专业的大学生70万，研究生10万人。美国的一些高校很注重培养未来杰出的政治家。他们竞相录取担任过校学生会或其他各种团体主要职务、有出色组织和活动能力的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学生最有希望被培养成为国家未来的领袖人物。他们以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为荣。
 　　在我国解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主要通过实践来培养，这是受革命战争年代做法的影响。那时由于环境的险恶，用人的急迫，条件的缺乏，中国共产党提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虽然解放后采取了一些措施让成批工农出身的干部补习文化基础知识或进入高校深造，但基本上还是沿用从实践中学习的办法来培养干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临新老干部大幅度的交替和国家建设、社会发展需要，党中央适时提出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国家从各种专业、各层次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拔了大批人才充实到行政领导管理部门，干部的学历层次和文化程度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另外，管理学院和管理系科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许多高校设立，干部人才培养逐步纳入了正规化轨道。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公务员制度的实行，学校教育将担负着更加重大的培养和输送管理干部的任务。以上这些说明，社会越发展，学校教育通过培养领导人才对政治、经济制度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二）培养改革意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也需要有强烈的政治改革意识来推动。所谓政治改革意识，是在对政治改革有了较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经过科学分析的改革政府的认识体系。它包括对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认识，对改革内容与改革过程的设计，对改革可能遇到的困难与可能出现的结果的分析，对各种错误改革理论的识别，以及中外类似改革的分析与借鉴等。
 　　增强全国人民的政治改革意识对于推动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改革理论，而且能更好地激发人民的改革热情，还能够促使大批既掌握改革理论又勇于进行改革实践探索的人才脱颖而出。在我国，着手进行全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比较成熟。增强改革意识，变革政治观念是全面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与重要组成部分。以愚昧、保守为主要特征的封建意识形态至今没有肃清；安于现状、固守陈见、不思改革、不图进取的心态，在不少地方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主要症结。这种消极的历史因袭在一部分青年学生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如不问政治，冷漠自私，惰性很大等等。这种精神状态与政治改革的形势要求是很不适应的。为此，我们应该把培养和增强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改革意识作为教育的一项主要任务。
 　　诚然，按照旧有的教育制度是很难完成这一任务的。要培养具有改革意识的人才，必须有经过改革的教育制度、教育环境、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乃至教育者的情感态度。例如，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要变封闭式为开放式，变单纯从概念出发为从实际出发，变理论脱离实际为教育与社会改革的实际紧密结合，变防范控制为尊重信任，变害怕学生挑剔社会为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变居高临下、生硬说教为平等相待、情理交融、总之，要做到制度合理化、环境开放化、内容科学化，形式多样化与师生情感对等化。
 　　教育的作用具有怎样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政治经济的性质。当它为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时，它就能推动社会进步，教育就起着进步的作用。当它为落后的、腐朽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时，就会阻碍社会进步，教育就起着反动的作用。另外，虽然教育能对政治起一定的作用，但却不能起决定作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生，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教育工作的结果。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对于教育的作用既不能忽视，也不能夸大。